冯健同志，我是先识其文，后识其人。识其文，想其如何为人；识其人，进一步知其如何为文。

　　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省报的普通编辑，就倾倒于他的新闻作品名篇；后来读了他与穆青、周原同志合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除了像无数读者那样，被他们笔下的典型人物激动得不能自已以外，还感受到了渗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我懂得，只有作者本身具有那么一种精神境界、人格力量，才能和他笔底的人物如此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才能把他所崇敬、挚爱的人物如此生动地表现出来。

　　于是，我用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位心仪已久的老记者：他一定很干练，很深沉，很稳健，很……总之，和我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

　　终于有了第一次“识荆”的机会。那是1984年春天，在莫斯科，在布达佩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和我想象的有那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我没有想到的，比如，一种内在的热情，一种毫无矫饰的质朴和率真。当然，他当时决不会注意到我，更不会想到我在想些什么。

　　真正的接触是在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1989年春天，我们在《南阳日报》召开的一次新闻座谈会上相遇。这时我注意的已经不只是他那知识渊博的言谈和对故乡风物的眷恋，而是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的鲜明态度。他用自己几十年新闻工作的经历，说明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和坚持的原则和信条，必须具备的素质和修养。言者动情，听者动容。如果说，二十多年前我感受的“人格力量”还是一种比较抽象的东西，至此则有了具体、丰富的内涵。“文如其人”，首先是“如真正的共产党人”。

　　对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1990年夏天，他和穆青、周原两位老战友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重访兰考，写出了又一篇激动人心的《人民呼唤焦裕禄》。在发表之前，我曾应邀前往新华社，看到这三位老同志在社长办公室里对这篇稿子作最后修改的情景。这不是一般意义的修改，而是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激情倾注在作品里，似乎在和笔下的人民同声呼唤、呐喊。当总编辑南振中同志朗读完这篇作品的定稿时，我清楚地看到，三位老同志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我的心被震撼了。刹那间，将近三十年间断断续续形成的各种印象、感觉，得到了提炼和概括：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高度历史责任感。驱动他们到二十五年前焦裕禄战斗过的大地上寻找历史回音的是这种责任感，激励千千万万人民“见贤思齐”的是这种责任感，使得“贪夫廉、懦夫立”的也是这种责任感。责任感，像一条鲜明的红线，贯串在他几十年的全部作品之中。它是他作品的动力、支柱和灵魂。

　　我的这点看法，在读了他近年来写作的评论作品后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些评论，散见于《了望》杂志，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出现，或以“华丁”的笔名发表。过去读时，还不知道出自他的手笔，直到不久以前，才获悉都是他退居二线之后笔耕的收获。这些评论，题材广泛：或纵论国事，评骘得失；或歌颂光明，鞭笞黑暗；或驱恶扬善，针砭时弊；或论史谈艺，直抒胸臆。这些评论，又风格多样：或慷慨激越，侃侃而谈；或委婉曲折，娓娓而言；或义正词严，端庄凝重；或笔酣墨畅，俊逸潇洒。但是，我的注意力还主要不在这里，而在这些评论和他的新闻报道一样，充溢着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读着他的评论，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既不是应付差使的“奉命文章”，更不是无病呻吟的“即兴之作”，每篇作品都是有感而发或不可不发、不得不发、不忍不发。看到美好的事物，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发为满腔热情的欢呼；看到丑恶的现象，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激愤，发为尖锐凌厉的抨击。“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语），所思所怀，都离不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关心和强烈责任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终身保持这种品格，是最难能可贵之处。

　　冯健同志在将近年来的评论作品结集出版之时，嘱我写几句话。我深知以自己的才力来评论他的评论不啻班门弄斧，所以避重就轻，写了上面一番对他为人、为文的认识过程，其意在于说明：要想知他如何为文，必须知他如何为人；要想学他如何为文，也必须先学他如何为人。学为文固不易，学为人则更难。为文、为人都学到他的境界，在我恐怕很难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知识者以为然否?

　　（1991年3月26日夜）